1. 大元通宝，元朝钱币顺序？

元朝:大朝通宝:大朝金合:交钞半分:中统元宝:至元:元贞:大德:至大:大元:大元国宝:皇庆:延祐:至治:泰定:致和:天历:至顺:元统:至元:穆清:百贴之宝:至正:至正之宝:龙风:天佑:天启:天定:大义:天统:窻国:伊藩吉昌:清泰玉宝。

2. 汾阳柏草坡村的土地庙有什么来历？

亦文亦物看山西国宝古迹：汾阳偏远柏草坡村，现存元代数百年龙天土地庙

（感谢邀请，本文1116字，阅读需用时4分钟）

龙天庙在山西特多，有据可查的是133座。2017年四月份，我自驾从太原出发，途径清徐、文水、汾阳最终到介休、灵石县，返回太原城，路上就遇到了一座。

在路途中，我们为了寻找地图上的柏草坡村龙天土地庙，翻山越岭，穿过数个小村庄，终于在雨后找到了它，得以一睹真容。

初一来到柏草坡村，一路走一路问，并不见任何一座古庙的踪迹。驱车来到村中心一处小广场，北面是仿古廊院的村中公共广场，眼前则是一座上个世纪80年代建设的供销社，外表看不出任何的古庙气息。待下车仔细询问，才知道古庙就位于供销社背后，进入的大门已经封死，目前唯一的通路就是穿过供销社后门，上二楼转身可进入。

我们找到了住在供销社上面的一位老大爷，他受文物局委托，一直住在这里看庙，说明来意之后，在大爷的热情引领下，我们进入了龙天庙。

进入龙天庙，先要经过一个平台式的高地，可以从空中俯瞰这处建筑群。

它坐北朝南，仅有一进院落，南北长约有60米，东西宽30米，沿中轴线依次分布着乐楼、献殿和整点，西侧的配殿还在，不过已是典型的近现代风格，其余像大门之类已不遍方位，看不到既有痕迹。

这座庙在当地叫法不一，查阅之前的汾阳市重点文保碑，发现它的名字是“龙王土地庙”，而在2013年新树立的国保碑上，官方说法则变更为“柏草坡龙天土地庙”。

大殿规格很低，仅有不起眼的三开间；走进殿内，内部的所有附属文物早已不存，殿内梁架歪歪扭扭，不拘一格，梁栿之上居然是靠斗拱承托上梁，具有特别明显的元代早期风格。仔细看彻上露明造的殿顶，可看到梁架上的墨书题记：

大元国 至元二十七年创建

在元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至元”年号，我们通常称之为“前至元 后至元”。前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共用了31年，龙天庙梁架就是始创于这时，这一年是公元1290年，距今为727年历史；后至元是元朝最后一任皇帝元惠宗的第二个年号，共用了六年，已接近元代灭亡时。

说来也巧，就在正殿板门下面门当石上，我发现还有题刻存世：这是一组2块石雕作品，漫漶不清，初看应是青龙白虎图，旁侧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名为“延祐元年七月孟丙子日”。延祐元年，是公元1314年，正是元中期仁宗的第三年。

通过两处题记和典型的元殿建造手法，这座元代古殿的断代应属毫无疑问。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规格低下的如此乡间野庙才能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之列。

正殿前还存有献殿和戏楼，面阔三间，有些残破，卷棚硬山顶，台上顶部尚存八卦图遗迹，两侧山墙上也还留有清末民国时期在这里登台献艺的一众名伶艺人留下的曲目题记，也颇有意思，这里不收门票，爱好者可自驾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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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得民心的张士诚为什么没能得到天下反而输给朱元璋？

小编问：张士诚已经深得民心，为什么败朱元璋？我的回答是：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优柔寡断、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不能成就大事。我这里只对张士诚做个简单历史回顾，请小编和读者朋友自行判断：

张士诚（1321－1367），原名张九四。泰州（今江苏）兴化白驹场人。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因张士诚家大口阔，为了养家糊口，张士诚从十岁起就不得不跟着乡亲们一起在白驹场的官盐船上“操舟运盐”，依靠卖苦力赚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少年时的张士诚“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随着张士诚年龄的不断增大，他逐渐意识到买卖私盐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可以改善家庭生活。便和几个胆大的同乡在运送官盐的时候夹带一部分的盐卖给当地的富商。因为他平时乐善好施、为人正直守信，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为人仗义疏财，虽然自己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可是每当乡亲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张士诚在当地盐民中有很高的人气和威信。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江南地区的农民除了要向官府缴纳各样赋税之外，每年还要向田主缴纳额外的附加粮和丝绸，甚至要代替田主服徭役。在蒙汉地主的层层盘剥之下，下层百姓贫者愈贫，生活窘迫。元廷政府腐败，财政困难，严重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元统治阶级为了继续享受萎靡奢华的生活，大量增发盐引，提高盐的价格。在当时，盐业成为元朝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虽然盐的价格在不断的升高，但那些盐民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因为每当台风来临，大量的海水会灌溉在土地之上，用来种植了粮食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当地老百姓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由于给官家运盐收入微薄，张士诚和几个胆大的同乡在给官府运盐的同时，随身夹带一部分食盐，卖给当地的富户。白驹场的富户们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不仅不给张士诚他们盐钱，而且对他们非打即骂。白驹场当地有一个盐警，名叫丘义，负责监督盐民出工、缉拿私盐贩子。这个邱义不但常常克扣白驹场盐民的劳动所得，而且盐民们每月还要向他上贡。一有疏漏，他就对盐民随意打骂。张士诚和盐民们慑于他的淫威，只能忍气吞声。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张士诚与弟张士德、张士信秘密联络李伯升等十七名胆大的盐民，积极筹备武装暴动。因事关重大，为了防止秘密泄露，张士诚他们把起义的地点选在了白驹场附近的草堰场。一天夜里，十八名热血盐民在草堰场的北极殿中歃血为盟，抄起挑盐用的扁担，在寒风中悄悄摸进盐警邱义的家中，把这个平日里为害乡邻的恶霸盐警丘义乱棍打死了。 随后，十八个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一把火把富户的房屋烧了个干净。这就是史称的“十八条扁担起义”。接着，张士诚率盐民和当地百姓起兵，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地。

张士诚起义，引来元王朝的残酷镇压。元顺帝至正十四年九月（1354年），元朝的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最惨的是，他当时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了心要攻下高邮，尽屠当地兵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元廷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赐酒毒死。至于那“百万大军”，因群龙无首，形同散沙。张士诚乘机全力出击，元军如鸟兽散。

次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年号）“天佑”。随后，张士诚率军渡江南向攻取常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1356年，张士诚定都平江(今江苏苏州)，或许正是因为深知底层民众的艰苦生活，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废除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底层民众负担。至于历年来农民拖欠元朝的赋税，张士诚一笔勾销。就连当年已经交上去的税赋，张士诚也退还四成。在张士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下，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在战乱和饥荒中曾经举家迁往外地的流民纷纷重返家园。

张士诚派军队与当地农民一起，开垦隆平府城外的南园和北园两片荒地，全部种植粮食、蔬菜等作物，并减免当地农民一年的赋税；大周政权取消了农民拖欠元政府的所有赋税，并把当年四成赋税返还给农民，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赐给贫民和老年人；在郡和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劝农使和劝农慰，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在隆平府，张士诚命人把承天寺的铜佛融化，铸造“天佑通宝”，取代元顺帝发行的至正钞在江浙地区流通，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

虽然张士诚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却愿意花大力气发展教育，“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他开办了类似于公立学校的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为学生。张士诚慷慨地为学生提供饮食和津贴。张士诚还开办礼贤馆，吸纳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大家所熟知的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文豪，都曾经在张士诚帐下效劳。朱元璋帐下大军师刘基，也曾做过张士诚的谋士。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淮东发生饥荒，张士诚便派其弟张士德从通州（南通）渡江进入常熟。 随即又攻嘉兴（今属浙江）。被元朝的驻军守将、苗族大帅杨完者多次打败。张士德绕道攻破杭州。杨完者回兵救援，张士德又吃了败仗，逃了回来。1356年，朱元璋派耿炳文攻取长兴（属浙江），徐达攻取常州，吴良等攻取江阴（均属浙江），张士诚的军队西面、南面都被堵住，势力逐渐衰落。不久，徐达率兵攻下宜兴，然后进攻常熟。张士德迎战失败，被前锋赵德胜活捉。张士德被捉住后，张士诚非常郁闷。朱元璋想留在张士德来招降张士诚。张士德派人偷偷地给张士诚送信，叫他投降元朝。张士诚在朱元璋、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不得已投降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睦迩将此事报告给朝廷，元朝廷封张士诚为太尉，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按级别封了官。张士德却被徐达押送到金陵（南京）以后，拒绝进食，最后饿死。

降元后，在元王朝的默许下，张士诚继续扩占土地，割据范围南到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海。待羽翼丰满，张士诚又反元复周，由于张士诚控制了中国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切断了元朝漕粮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经济上沉重的打击了元朝统治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士诚是灭元的盖世功臣是没有疑问的。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攻安丰，杀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称吴王。当朱元璋收拾了陈友谅之后，便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精兵倾尽全力来攻打张士诚。

张士诚所占据的平江被朱元璋大军围困了一段时间，粮草所剩无几。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七月，张士诚见城中粮余渐尽，他又是厚道好人，干不出杀人为食的恶事，便率绰号“十条龙”的上万亲军冒险突围。几次突围未果，平江城破，无奈之下只有弃城投降。朱元璋没有杀降的习惯，照说张士诚完全可以在朱元璋的照顾下舒舒服服地过完余生，可他抵达南京的当晚，就趁人不备，自缢身亡。终年47岁。据说，朱元璋曾经到平江（苏州），听当地人谈到张士诚。几乎人人都感恩张士诚没有死守城池，而是选择投降了朱元璋，躲过了这次战争，不致生灵涂炭。

说到元朝末年最厉害的三个反对元朝统治的集团，那就必须提到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在这三人之中，陈友谅是最为心狠手辣、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之人，用乱世枭雄来称呼他最为合适不过。张士诚则是最为有钱之人，他占据着当时全国最富有的地区，经济实力十分的雄厚，人气也很旺。而朱元璋似乎是三人之中最为弱势的一个，论奸诈他不及陈友谅，论钱财他不及张士诚，仅民心一项可以和张士诚比肩，政治谋略却是陈友谅，张士诚所不及的。所以朱元璋却成为最后的赢家。那么，深得民心的张士诚为何最终失败？朱元璋曾有过两个字的解释：“器小”。朱元璋曾经说：“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无独有偶，《明史》也有类似评论：“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假如张士诚在朱元璋攻打陈友谅时，能够趁机直捣兵力空虚的南京，哪轮得到朱元璋一家独大呢？只是张士诚宅心仁厚，有些妇人之仁罢了。优柔寡断，三心二意怎么能干成大事呢？所以，张士诚败给朱元璋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4. 建炎元宝是国宝级吗？

建炎元宝是国宝级的，它存世稀少，极为珍贵。

建炎通宝，乃为南宋建炎元宝存世几枚？高宗赵构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铸币。高宗在位36年，先后使用“建炎”年号4年、“绍兴”年号32年，并分别铸有建炎和绍兴两种年号钱币。建炎则是南宋的第一个起始年号。期间分别铸了元宝、通宝、重宝等三种宝文钱。其继承北宋铸钱之习，亦实行对钱制。

建炎通宝，钱面：钱文“建炎通宝”四字直读，真书，面四柱。钱背：光背。背景：宋高宗赵构建炎年间(公元1127年—公元1130年)铸“建炎通宝”。面文真、篆、隶三种书体，可配对钱，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和铁钱，有大字、小字，背“川”、省宝、点建等版别和铁母。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铸。

建炎钱因为铸期短，铸量相对亦少，因此存世量总体上偏少。其中，“建炎元宝”篆楷小平对钱以及折二型，则相当稀罕。因此，“建炎元宝”隶、篆书小平对钱乃被称为南宋第一枚珍泉，历来为藏家所珍视。

建炎元宝铸造量极少，罕见，钱文篆书，隶书成对，价格昂贵。建炎重宝不多见，为折三篆书，铜，铁钱均有。

古钱币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历经岁月沧桑，存世数量稀少，设计精美、铸造技术高超，更因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记录着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金融、商业、文化、科技的发展和变迁，意义重大，价值深厚。

5. 皖南古村游性价比最高的是哪里？

安徽-泾县-桃花潭

桃花潭------深度皖南的第五站。

唐天宝年间，豪士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下旅居南陵，欣喜万分，遂修书一封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酒乎？这里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来，汪伦便据实以告之：桃花者，实为潭名：万家者，乃店主姓万。李白听后大笑不止，并不以为忤，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李白与汪伦诗酒唱合，流连忘返。临别时在踏歌古岸，李白题下《赠汪伦》这首千古绝唱：“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逝者如斯，桃花潭却流芳千古。潭边至今有汪伦墓碑文“唐史官汪讳伦也之墓“相传为李白所题写，其真伪已无从考证。

我是从查济过去的，查济到桃花潭也没有直接的车，需要包车过去，票值80大元。司机见我投缘，亲自给我做了向导，那处闻名遐迩的万家酒店，年久失修，挂在墙上的政府指示牌都已不见了，不是司机大哥，还真不知那便是。司机大哥是本地人，小时常来此处玩耍，跟我叙述小时的小镇，全不是现如今这番清冷破落的模样，那时还是很热闹的，他跟我介绍着，这是原来的布店，那是供销社，全是他小时那年代特有的名词，其实桃花潭西岸古门楼是进入万村的必经要道，始建于唐朝，万村曾是商贾云集之处。依街两旁，店铺林立，商业繁荣，明清两朝，鼎盛东南，富甲一方。我望着中间被人蹋出凹痕的青石板门槛，遥想着万家酒店当年客人如织的胜景，恍惚中，我仿佛看见店内觥筹交错的热闹场景。

6. 巴思文是哪个民族的文字？

是蒙古族文字，全称为“八思巴蒙古新字”（简称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人社会的文明进程。“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拼写过汉语，藏语等），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元代主要流通纸币，铸钱比其它朝代都少，且多以汉文钱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计有世祖至元年间“至元通宝”,成宗元贞和大德年间的“元贞通宝”和“大德通宝”，武宗至大年间的“大元通宝”等几种。这些铸币的钱文读法均为“顺读”，且除较厚大的"大元通宝"当十钱存世尚多外，其余均很稀见。

7. 明朝是中国历史的大退步吗？

我认为明朝前中期，在经济军事，科技都领先于欧洲，后期随着隆庆开关，西学东渐成为热潮，明朝也以开放的胸怀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就算是晚明时期，也和西方是平分秋色，在整体上并非有落后一说。

首先是明朝的开创了新的政府机构——内阁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权利都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但是全国需要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尽心尽责，但是长久以往也难以承受，于是朱元璋设置了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授予其正五品，实际上就是协助皇帝的秘书机构。这编是内阁的雏形。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虽有其父亲一样的雄才伟略，但是常年的御驾亲征让他不得不需要有人帮他处理一大堆待处理的国家事务，于是朱棣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与政务，内阁正式形成!

明朝内阁大堂

但是“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这就是说内阁其实没有实际的权力，权力还把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但是到了中期，皇帝就慢慢的把权力交与了内阁，全国大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票拟，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部校对执行。

中后期皇帝基本就很少再过问内阁，国家事务基本全由内阁处理，而批红又司礼监代之，而皇帝也渐渐的退居幕后。

很多明粉说明朝的内阁制类似于英国内阁，的确，二者之间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明朝阁员和英国阁员虽然名义上都是由皇帝来任命的,但是其皇帝的任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明朝内阁成员实际上是由“廷推”产生,朝廷根据官员的资历来确定阁员,皇帝虽有否决权但实际上很少使用。

到了后期明朝内阁与英国内阁,都对皇权起到了制约作用，明朝内阁早期确立的票拟制度,和中期司礼监的批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权力,皇帝渐渐退居幕后，依靠锦衣卫，东西厂来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抗衡。等到天启、崇祯年间,首辅写好的票拟，皇帝基本不会去更改已经成为了习惯。

英国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同样也对君权不断的加以限制，英国国王原本有召开内阁会议的权利，结果因为个人原因，导致财政大臣沃波尔上台，掌握了内阁大权，英国国王完全被架空!我相信明朝经过发展，一定也会实现!

也许明朝会走向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其主要特征是：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拥有实权,由君主任命议会成员,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1871年～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和1889年～1945年的日本是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20世纪80年代,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少数国家仍保留这种制度.

明朝的内阁制，让皇帝办公更加的轻松，也让皇帝拥有更多的娱乐时间，皇帝再昏庸，自要不去干预内阁处理事情，基本对国家是没有危害的，这种系统化的操作流程，让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平稳发展，并在后期先后取得平倭，平叛的三大征胜利!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说明朝的皇帝是最幸福，最轻松的!中国许多皇帝玩物丧志，丧国，如： 南唐后主李煜，精通书画和鉴赏，结果亡国，成为宋朝的俘虏。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结果这位独创瘦金体的书法皇帝成为了金国人的俘虏，北宋因此灭亡!

让我们看看明朝皇帝，嘉靖皇帝爱好炼丹。正德皇帝爱好给自己封官，喜欢带兵打仗，甚至在宫廷里做生意。熹宗皇帝爱好做木匠，而且其做的木工在当时就已经价值千百两白银。先不说是不是满清篡改臆造的，明朝皇帝可恶的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到极致，结果国家依然没有灭亡，而是正常发展。

可以说明朝的皇帝已经到了多余的地步，一个内阁就足以撑起明朝的江山!可见明朝内阁制的先进之处。

百官有更多讨论说话的权力，皇帝玩乐并不代表放手不管，而且在利用宦官，锦衣卫去牵制，让双方权力达到平衡!要知道明朝官员直接的党争十分严重，有时候皇帝也难以干预，这时候锦衣卫，东西厂就起到了弹压的作用!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修改《明史》。过程中对明朝的皇帝和人事进行了改编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只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朝十几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对传主的评语都有了显著的修改。经过这样的修改，明朝皇帝给后人的印象就在总体上就更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点。

再看看明朝的科技:

随着西学东渐，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进步,处于中西方科技密切交融的黄金时代， 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翻译的《几何原本》、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朱橚的《救荒本草》这些明朝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而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现代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与现代理论非常相似。方以智则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1613年，李之藻根据欧洲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与中国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重著，并完成《同文算指》。可以说明朝的科技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徐光启

在明朝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 《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共12卷)》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罗马版 《比例规解》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当时创作和翻译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方以智通过深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修养，对当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 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美国植物学家H．S．里德(Reed)在《植物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橚（朱元璋第五个儿子）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Sarton，1884一l956)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中，对朱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植物园是中世纪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锦衣玉食的藩王，朱橚为什么会做这些方剂学和救荒方面的研究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朱橚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不满当时政治，时有“异谋”的人。他曾三次有“不轨”行为，除两次被贬往云南外，永乐十八年(1420)还曾因谋反被传讯；他之所以大力编写刊行这些以“保生”、“普济”、“救荒”为宗旨的医药书籍，表面上看不过是由于目睹当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意在“救园救民”，实际上这是他争取民心的一种方法，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其次，做些有影响的好事以流芳后世。他在永乐十三年(1415)重刊《袖珍方序》中写道：“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虽然他没有谋反成功，像他四哥朱棣那样当上皇帝，但立功留名后世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别的不说,光一个朱载堉就比清朝所有的科学家要强的多!明朝对文化控制的松弛才有了市民文化的兴起,客观上为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土壤,而清朝这方面就差太多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称朱载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虽然他远离欧洲,但是确实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清朝有哪个科学家有此成就。

赵友钦（约十四世纪中叶） 天文数学物理科学家。所著《革象新书》，其内容主要为天文学，对《授时历》有所阐发，在天文测量上应用了光学原理，并提出以中天观测法求恒星的赤经差；对于视角、光的直线传播，及照度等均有研究。通过实验，得出大孔成像、小孔成像等正确结论。其运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学，比伽利略约早两百年。 科学著作《革象新书》。这本书有一篇名为《小罅光景》的文章，罅就是小孔或狭缝。赵友钦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小孔成像规律，以及由此引申的物理现象。在天文学、光学和数学方面的贡献，着重阐述割圆术和极限思想。

朱载堉（1536—1611年），系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六示孙，郑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一生撰述了大量音乐、数学著作。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和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他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陈实功（１５５５－１６３６），字毓仁，号若虚，江苏南通人，明代杰出的外科医学家。 陈实功少年时期即开始习医，师事文学家，医学家李沦溟。 李先生认为：“医之别内外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此话对陈实功影响颇深，并成为他数十年医疗生涯的座右铭。陈实功改变了过去外科只重技巧而不深研医理的落后状况，在发展外科医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医著《外科正宗》集中反映了陈实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此书在许多外科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技术、医案记录、护理以及有关科学依据和学理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了前人。 如他对“肠痈”（即今之阑尾炎）的三大病因的论述：男子暴急奔走，可引起消化道传送食饮糟粕不能舒利畅达，浊气、败血壅塞肠道不出而成；妇人多由产后体虚多卧，不起坐起运动，以致肠内容物长期停滞而引发；饥饱劳伤、担负搬运重物、醉饱生冷并进、肠胃道功能减低运化不通，均可引起肠内容物凝滞。陈实功不但正确描述了诱发肠痈的病因，还绘制了肠痈图，确定出肠痈的体表部位。 陈实功对癌肿一病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对癌肿进行了分类，有乳岩（乳腺癌）、翻花疮（皮肤癌）、茧唇（唇癌）、颈疮（淋巴癌）、鼻咽以及内脏等癌肿，他把癌肿命名为失荣症，在论述病因时，他指出忧郁、心所愿不志以及不良刺激等因素是重要原因。他的这些见解，使中医对癌肿的认识明显提高了一步，一些论述至今还有科学价值。

在化学、冶炼及化工方面: 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1637年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五金》中有关于密封加热冶炼"倭铅"（即锌）方法的记载。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西元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7 机械制造: (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1377年造手铳(小口径管形.) 14世纪著《火龙经》 14世纪末发明“神火飞鸦”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容千余人 1453年造铜火铳(滑膛式.) 1524年在北京铸造佛朗机炮 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关于“火龙出水”，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都有记载，附图样。 ) 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 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其效类似地雷) 1598年赵士祯呈,记载铳器制作及使用方法(附图样) 1626年王钲编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机械工程专著。

在医学方面: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 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 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有性撰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4 农学: 1376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 1582年 藩薯传入中国 1596年 屠本畯（ju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杰（喻本亨）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著(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撰 1425年编成 1536年黄衷著(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1640年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记》正式成书 5 地理学: 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

文化方面：

四大名著的出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在这里我要说一下《金瓶梅》，《金瓶梅》如同西方文艺复兴事情乔万尼·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其中都谴责禁欲主义，无情暴露和鞭挞封建贵族的堕落和腐败，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早期思想!

在经济发展方面：

明朝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江南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原始资本雇佣关系，一个大的手工工场主拥有织布机数百台，工人千人!可以说规模比同时期欧洲任何一家手工工场都要大。

明朝后期的江南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诞生了早期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江浙有些大的民间工场主有织布机数百台，员工千人。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南北货物流通频繁!

有人说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明朝虽名义上禁海达200年之久，但真正禁海的只有明初和嘉靖年间，真正实行海禁的时间不过70年左右。许多商人依然往返于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海税依然占到明朝税收的较大部分!

看看明朝的航海：

郑和下西洋就不比多说，是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出访亚非三十于国，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说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美洲，这便不可而知了!

但是明朝依然是中国古代船舶和航海发展到了最高峰，一直以来，郑和宝船大小尺寸有争议。所以我们来看看明朝中后期的福船。

“大福船面阔三丈，共十五只。本船木料横梁：中舱长四丈五尺，头舱长三丈二尺，尾舱长二丈。”（俞大猷：《洗海近事》）

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船的长度，但宽三丈，前中后舱的横梁就长达近十丈，可见船的长度很可能在十五丈以上。

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设楼三层于上．其傍皆护板，护以茅竹，竖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为四层，最下一层不可居，惟实土石，以防轻飘之患；第二层乃士兵寝息之所，地柜隐之，须从上蹑梯而下；第三层左右各设水门，中置水柜，乃扬帆炊事之处也，其前后备设木碇，系以棕缆，下碇起碇皆于此层用力；最上一层为露台，须从第三层穴梯而上，两旁板翼如栏，人倚之以攻敌，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敌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敌又难于仰攻，彼海战之利器也。”（《武备志》，《中国古代海军史》第157——158页。）

福船的缺点是机动性能不好，“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顺风顺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阔大洋，在里海则易胶浅，须跟哨船接济”。（《续文献通考》，《中国古代海军史》第158页。）

可以说明朝的福船在规模，大小方面都超过了清朝所以的旧式战船!明朝前期的海船总量可以说是西方船只的总和，东南沿海基本都种植有为船只提供油料的桐油树!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模型，下面是欧洲船。

明军在露梁海战中，战舰使用量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3倍，海军人数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2倍，各种火炮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1.5倍。而且这次援朝战争，明军出动的战舰并不是全部。其全国水师战舰数量应该更加庞大。 俞大猷《洗海近事》: “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海浪，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楼三重，帆桅三根，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 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若按照明朝海军的常规编制（不含一号福船），每营水师编2哨，共510人，配大、中、小战船10艘，按照每营共计装备舰首炮4门，佛郎机炮40门，碗口铳30门计算，50营为500艘（其中二号福船100艘），火炮共计50 X 74=3700门，船上水师25500人（不含陆军）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共有船舰130艘：20艘四桅大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圆船、22艘差船、13艘轻帆船、4艘中船和4艘长船（其中真正的战舰约60至70艘），总吨位57868吨，各种火炮共计2431门，海员8051人。船上共载陆军19000人，总计27051人

最让明粉们自豪的便是明朝的火器：

明朝继承了宋元的火器，其早期军队装备的最多的便是火铳～火门枪。

许多人调侃火门枪百发而无一中，而火门枪～（三眼铳或者单眼铳）其的威力是在于齐射而并非单兵射击，而且因其壁管厚，可以作为打击兵器，非常实用，而且制造简单，便于大规模生产!所以明朝一直都大规模装备这种火器。明朝这时位于冷热兵器交替的重要阶段，冷兵器可以弥补火器的不足 火铳的射程大约八九十米，明代一步约合今1.2米，与欧洲的一码0.9米差不多，也就是八十步约等于九十码。三眼铳的最佳射程为三十步，也就是36米，破重铠,五十步（60米）之外能重创不披甲目标，百步（120米）之外就没有杀伤力了。翼虎铳的火药铅弹重量与铳管长度与三眼枪相同，《神器谱》说他“用之于百步之内为宜。步下：五六十步方能透甲。马上：二三十步方能命中。”射程折半计算就是三十步之内方能破甲。1540年德国的四眼铳，明军也有类似产品明朝早期的四眼铳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兵录》中谈到：「鸟嘴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铳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风冷，鸟嘴必用手击，常易为劳。一开火门，其风甚猛，药信已先吹去；用辗信则火门易坏。一放之后，虏骑如风而至，又不便执此为拒敌之具。近有制竹鸟嘴铳及自闭火门鸟铳，亦一时之奇，然终是费事。惟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可著铅子二、三个，伺敌三、四十步内，对真方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未有不中者。虏马闯至则执此铳以代闷棍，虏纵有铁盔、铁甲，虽利刃所不能入者，惟此铳能击之。故在北方鸟铳不如三眼铳也。 南方倭苗多系步战，其来之势不如虏马之急、虏势之冲；风气柔和，不在山谷，则在蹊田之内。鸟铳照定施放，中敌极准；按定班次一上一下，虽三放铳热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数尺用水打湿，三放之后以布湿铳，可以常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类在前，纵冲来此足拒之。若三眼铳，其杆甚短，其去不远，对真不如鸟铳之准；执之以御倭刀，利钝相悬，人易生畏。故在南方，三眼铳不如鸟铳之利也。」

接着就是神机箭，我们从《武备志》可以看出明代军事家对火箭的态度就是“功不在鸟铳之下”“夫火箭亦水陆利器”也就是说火箭的综合杀伤力以及其实用性不下于鸟铳，而且火箭的射速较快，最重要的是:若神枪铅子所击中只一人，不见其至，则不知其畏。惟前行受之，后行无处也。此器其声如雷，则马惊跳跃不敢前，又高飞深入，则后行皆不可避，使敌未测所向也。也就是其对人马的震撼力之大，而且“水战能燔舟蓬，陆战则可以毁巢穴”，其火攻能力也是可见一斑的，而从“大队齐冲之，贼中者皆倒，不独穿而已”从这可以看出火箭的威力之大。

而像这类火箭通常都是三种火箭用长6尺的坚硬荆木制作，箭镞长5寸，分别制成刀、枪、剑形锋刃，能穿透铠甲。箭镞后部绑附长7至8寸、粗二寸的火药筒。也就是大型火箭，是火箭中真正具有威力的种类，也可以说是火箭中的主力。

火箭一般都是“凡有枝桠之物皆可放而去矣”，虽说如此，但是假如用了不当的发射器射击威力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而在戚继光军营里，通常都是用镗钯发射的。而不论是哪种火箭大都涂有毒药，因此中毒者必死。

在中后期，明朝引进并仿造，装备了大量火绳枪，据《筹海图编》记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收复日人、葡人占据的双屿缴获大量葡萄牙火绳枪，俘获大量西方善于制造火绳枪的工匠。

《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一年之中即造鸟嘴铳1万支。比葡萄牙火绳枪更精绝更简单。（而同时期的英国，因为火绳枪制造复杂，还舍不得抛弃原始的长弓）

戚继光《练兵实纪》 （1571年刊行）记载，戚家军步营有2699人，装备鸟铳1080支，约占40%。《神器谱》这样形容鸟铳为：“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

后期明朝官员赵士桢经过改进土耳其火绳枪，发明了鲁嘧銃，最远射程超过四百米，在《武备志》中评价鲁嘧銃最远最毒。

明末欧洲火炮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和红夷炮。佛朗机炮

佛朗机铳约在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从葡萄牙传入中国，它有一母铳和若干子铳，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铸有准星、照门，可瞄准射击。铳身后有“巨腹”，腹上开有长孔，用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一小火铳，一般备有5～9个，可预先装好弹药，战时轮流发射，提高了火炮射速。

红夷大炮

在阳玛诺、毕方济、龙华民和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协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崇祯三年(1630)八月,已经仿制成大、小火炮四百余门.（当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还有这样的造炮速度）

崇祯十二年(1639)的仿制西洋火炮是在传教士的协助下进行的,当时关外明军正与清军进行激烈争夺,亟需大炮,所以只得聘请精通炮术的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强其为之”,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并命一批太监跟班学习铸炮技术,不久即铸成二十门西洋火炮,经试射,性能良好。接着又造了五百门各型西洋火炮,炮重自一百斤至一千二百斤。由于造炮成绩优异,崇祯特赐金匾两块,以示嘉奖。之后,继续由汤若望指导和协助太监造炮。

汤若望在铸炮的同时,又对西洋火炮的整个铸造工艺诸如冶铸、铸造、保管、运输、演放、火YAO的配制与炮弹的铸造等加以总结,由他口述,焦勖整理,撰写成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火攻挈要》一书,刊印于崇祯十六年(1643)。

在明朝赵士桢编撰的《神器谱》卷二中 ，记录并配图介绍了一种叫做鹰杨炮的重型火绳枪（类似于清朝的抬枪），需要前面一名士兵托举，鹰扬炮是一种机动性好，杀伤力大的大型火铳。有三门子铳，一人发射，一人装弹 鹰扬炮：筒前小后大，钻用二样。后钻如子铳一般大，平其首。先钻前半节，小者钻完，然后用木一根，削圆入前口，直贯膛内，出后门三四寸许，周围比定分寸，如子铳大。磋圆吊线，再钻前半节，膛内必须与子铳膛口一般，毫无参差，方便出弹。稍有挂碍，火气后走不便。若制兹炮，孟浪卤莽之徒，专尚口吻，不宜轻易妄使以致紊事。 中国水陆神器有战具、攻具、守具，倭奴专精鸟铳，百步之外，噜蜜诸器足先制贼，纸甲软牌尽可自卫，鸟铳虽精，遽难迫我。但近闻对马岛大鸟铳有佛郎机之烈，更能命中，则又出常技之上，似非牌甲可御。不惟后日患之，前时二三骁将间为所困。缘是毕虑竭愚，用长筒加厚，仍着照门、照星，纳子铳于筒后，不令敞口泄气，有佛郎机之便而准则过之，有大鸟铳之准而便则过。对垒之际，敌一举放，我已三四发弹，是以便胜之也。若置轻车之上，有车数两，陆续冲击，猛烈之势足埒“大将军”，而离合纵横，进退俯仰，较“大将军”殊为轻便。倭即以鸟名铳，兹器奋击飞扬，可以制之，名曰“鹰扬”。赵士祯参合倭器，创制鹰扬炮，尊之日“神器”。

明朝重型火绳枪管

每车鹰扬炮二位，放铳手二名，装铳手二名，司车二名，车长一名，司火，水箱二个，喷壶一把，挤筒一个，铁镰一把，镢头一把，斧头一把，油袱一条，浑脱二具，若虎蹲炮或大佛郎机（装在虎头车上，发射散弹）诸炮带得一位更妙，信炮（布铁蒺藜于车外）多多益善，拒马伞一把。戚继光的车营

在明朝赵士桢编撰的《神器谱》有许多中西方火器的介绍，我就不一一的说了。

徐州出土的明代火绳枪（五百年前的火枪）

在1690年前的欧洲国家，依然是大规模装备火绳，但是复杂的射击过程，使火绳枪成了一种射速迟钝，并很不准确的武器。缓慢燃烧的火绳会在潮湿的气候下带来很大的问题，并且会因火绳的亮光，使射手在夜晚成了对方很好的射击靶子。要使用火绳枪，需经过多次繁琐的装填的步骤，才能完成一次射击，其射速约一分钟一发。从理论上说，火绳枪的射击距离约225m ，但因其严重的不准确性，所以在实战中，它的有效射程不会超过50m（这和明朝传统的三眼铳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根据朝鲜记载，南方明军大都使用火绳枪

欧洲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长枪仍旧被当作防御敌方骑兵的突击，保护步兵的主要力量而受到重视。在 1600年，通常是5个长枪兵配1个火枪兵；到1640 年，就成了1个长枪兵配2个火枪兵。所以说明朝末期，火器装备量依然领先!

戚继光像

《练兵实纪》记载，戚继光1575年在蓟辽建有车营10个，缁重营两个，其弗朗机数量超过3000门，使炮队独立，比瑞典国王即军事改革家古斯塔夫二世建立独立炮队要早七十年。 戚继光每个车营装备火炮256门，六十多年后的西方布雷顿福德会战·吕岑会战，火炮使用数量不及戚继光一个车营的火炮数量。 戚继光的车营大约12人装备一门弗朗机，而60年后的瑞典国王即军事改革家古斯塔夫二世编练的炮兵仅仅为90人一个火炮。明朝火炮配备比率高出7.5倍 戚继光建立了的长城空心敌台，每个敌台装备8门弗朗机火炮，一共装备了1.5万门。可以说中国在十六世纪中后期已经成为弗朗机大国，十七世纪中期，弗朗机火炮才被西方淘汰。此时明朝引进了英国红夷火炮

戚继光的车营模拟图

咱们按同时期来说话：明朝戚家军的火器比率： 车营火器比为 43.60%，马营火器比为 42.57%，步营火器比为 48.02%，辎重营火器比为 58.70%，其中以辎重营火器比最高。戚继光蓟州练兵编组的部队火器数量及比例是同一时期全世界；「最多量也是最高比的火器部队」，同一时期的欧洲正流行西班牙大方阵，单一大方阵规模相当于明朝的「营」，单一规模的西班牙大方阵配付的火器比为22.38%（不含炮兵）。日本战国大名是以「备」为基本战术单位，也是相当于明朝的「营」，一个战国大名的「备」（百万石大名本阵备例外）火器比为20.98%。此时的全世界只有奥斯曼帝国的新军（就是近卫军）火器比约在30%以上还有得一比。

其实真正首创车营的是明朝将领俞大猷，他曾经率领步骑三千，战车百辆打败安银堡的数万鞑靼。是世界上第一个骑兵， 步兵，炮兵协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第一人。著有《大同镇兵车操法》。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 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

俞将军像

焦竑《國朝獻徵録》：《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纪》。。。总督同野李公闻公至。辍兵树以侯公来出迎公抵掌曰。微胡公之论吾豈得与公复相見於此哉。晨夕欢议其契无论。公卓出新见制兵车营。独木轮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塹。挥指如意而无庸滞之患。強弩神銃击坚及还簟笰龙盾。而虏之弓矢不能及也。葢以马隆之战车兼李陵之步卒。而参以卫青之从骑最胃備算。後有作者弗能易矣。曾以其車百辆步騎三千。挫虏十余万眾於安银堡。虏救死扶伤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衂。同野公以其制请于朝。置兵车营葢自公始也。

领土方面：

明朝在领土方面可以和西汉王朝媲美。西汉控制西域越一百五十年，而明朝控制东北也将近一百余年!

明朝在东北设奴尔干都司及卫所。西北设赤斤蒙古、罕东、安定、阿瑞、哈密等六卫。在西藏设乌斯藏、朵甘卫都指挥使司、陇答卫指挥使司及招讨司，在西南设立三宣六慰。

思想方面：

明朝民主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改革君主专制,强调衡量治理天下成功的标准应当是看广大百姓快乐与否。

明朝思想家顾炎武也激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卫天下是所有人的事,这段话后来被后人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

明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天下的土地不能被君主一人所有,而应当是从事农业的老百姓都有份.二、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

而且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

李贽也是明朝的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以批判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反对理学的禁欲主义，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自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

可以说，明朝社会当时处于一个转型阶段，民间思想活跃，拜金主义思想盛行！对于外来事物，明朝老百姓并不排斥，据记载，明朝末期流入中国的外来书籍都多大7000余本。而且许多士大夫阶层都乐于研究西学，例如徐光启（加入天主教）等一批官员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科学著作，而且明朝官僚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交往甚为紧密。甚至出现了中西混合枪炮队，明朝还聘请荷兰和葡萄牙工匠制造枪炮。可以说明朝当时已经与西方接轨，被拉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提前开始了洋务运动。江南出现了一大批民间手工大工场，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早期雇佣关系，出现了早期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有的资本家甚至拥有几百台织布机，几百名工人。和西方一样，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是从棉纺织业开始发展的。而且诞生了一批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李贽，王夫之。虽然他们受到封建势力的打压，但这也是正常的，毕竟在西方，也有许多思想者被教会或者封建势力屠杀，绞死！思想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难道就因为其间有人被打压，就去否定他们的价值吗？像这么说，当初李大钊的死就毫无价值了！

要知道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而且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

接下来就是备受推崇的王阳明了:

他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隆庆时加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阳明牛逼之处在于，他在当官，封爵，学问，军功四个方面都到中国古代文人的顶点。

纵观中国古代，能有如此成就的人，我能想到的只有曾国藩。王阳明也是德川家康的偶像，德川家康把自己家庙最华丽的建筑命名为阳明门。今天日本年号平成就是来自阳明学权威-吉田茂首相，山本五十六的老师安冈正笃。

他提出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我觉得是王阳明给后人最大的启发~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

“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 方才知得真。”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这四句话（出自《传习录》）是对上面四个字的解释，多么的精髓啊！但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呢？王阳明最牛逼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悟得了这个道理，还亲自付出实践！

明朝的民生方面:

明朝清官海瑞

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所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质的满足，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

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佚乐的特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

晚明的百姓服饰趋于平等化，奢靡化，多元化，许多学者将这种平民力图通过服饰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举动称之为“世变”，可以说平民服的变革至明代后期，已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日新月异、愈演愈烈的波山浪谷。究其源头，这种所谓“世变”，亦即百姓衣服的变化，是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兴旺发达的必然结果，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才使明代中后期平民百姓的衣着质地一流，服饰求异出新有了可能。

明朝风俗画《上元采灯图》

出生于万历二十八年的文人丁耀亢在清康熙八年（69岁）写《古井臼歌》长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是说神宗在位期间，百姓丰衣足食，物价低廉，罕有税吏上门催收钱粮赋税，百姓可以放心的睡懒觉，四十八年里的生活让人沉醉不愿醒。 一个清代的人用得着拍前朝皇帝的马屁？

2000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访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最希望活在人类历史的哪个时空，他的答案是：

“中国晚明的江南”。

广东人陈舜在《乱离见闻录》里描述天启年间的物价：一斗米卖二十钱，一斤肉只有六七文钱，物价“百般平易”，再穷的人也吃得起。即使是经济远落后于东南的北方地区，以清康熙年间的老遗民丁耀亢的感慨，万历年间的山东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健牛肥马充斥，一斗粟米只要十钱。想起那丰衣足食的往事，看看贫困的晚年，哪怕当时文字狱厉害，他还是忍不住“如何过之心不哀”。

《嘉定县志》的记录，当时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办宴席，也极尽山珍海味，一顿大宴会的花费，通常是这个家庭数月的收入。不止是菜品精美，连器皿都要极尽高档，比如嘉兴地区，每个客人的餐具，都是十五六两重的金银制造。一个普通宴会的花费，更要五十两白银起。酒的消耗更是极大。淮安一府每年酿酒花费的粮食，就需要麦子一百万石，就这还远远不够需求，逢年过节都要从外地买酒。

密西根大学荣誉教授贺凯 (Charles O.Hucker)这样说，

尽管明代政府有种种弊病，但与同时代其他大社会的政府相比，它给中国平民所加的负担显然是轻的。……明代政府总的说应该算是同时代世界上最成功的庞大的政府。